我的伯伯，爷爷的侄子，大爷爷的唯一儿子，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八路军。他是从学校离开参军的。当时爷爷跟大爷爷还没有分家，兄弟两个供他一个人上学。供不起，就借了他舅舅的高利贷，从此家庭陷入债务深渊，每年土地上的收入不够还利息的。所以伯伯他特别恨他的舅舅。

伯伯参军后一直在延安，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是连指导员。抗战胜利，国共和谈，部队整编。他提出要复员。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了胃病，身体撑不住；二是因为想回家斗争他的舅舅，他知道老家在解放区。在他的想象中，家庭挨这个时候早该破产了。

他参加八路那段时间，因为他这个大爷爷的唯一儿子外出参军后生死不明，大爷爷的晚年依托没有着落，所以爷爷兄弟俩仍然没有分家。

伯伯从部队复员回家后，却发现家里的情况远不是他想象的。自己的家庭不但没有破产，反而被评为富农成分，成的斗争对象。原来走投无路的爷爷利用战乱时期，人心惶惶，商业遭到重创的时机，冒险做买卖，挣了些钱，加上国民党撤退时期，货币贬值，居然把欠的债务全给还了，还置了不少产业。

非常失望的伯伯一气之下跑到他姥姥村里安了家，也算是跟这个成了革命对象的家庭划了界限。政府也根据安置退伍军人的政策，在那个村里给他分了房子和土地。于是他就由一名革命军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等他冷静下来，仔细研究了我家的情况，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把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员当成家庭里的一个壮劳力来对待，则我家的成分就不应该是富农，而应当是富裕中农。于是他就回村，给村里的贫协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修改成分。

当时家里已被扫地出门，财产已经被分给村里的贫下中农，修改成分就意味着要退回被分的财产。所以村里的贫协认为这是地、富分子在反攻倒算，就把我伯伯捆起来送到县里。县政府对我伯伯进行了审问，我伯伯坚持他的观点。县政府很快就发现我伯伯讲的是符合政策的。就把我伯伯释放了，并责令村里修改成分，退回被分财产。我伯伯也因此又回到自己的村里。

通过这件事情，县政府发现我伯伯是个人才，就几次三番地上门动员我伯伯出来参加工作。我伯伯在参加八路军前上的是相当于现在中专水平的学校。刚解放时，知识分子是非常缺乏的，一般老百姓中能认识自己名字的人都不多，别说是高中生，就连一个初中生也是宝贝。县政府发现一个中专生，就如同发现一个宝贝一样，千方百计地来挖人。我伯伯本来要立志务农的，但经不住县上的人老来做工作，就又出去参加了工作。等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是某县的县委书记了。

文革开始后，伯伯所在县也成立的造反队组织。伯伯白天被揪出去批斗，晚上则被关在一个屋子里，有人看管。伯伯虽然经历着磨难，很多人劝他跑了算拉，但他还是认为自己不该脱离组织，脱离岗位，就坚持不走。直到有一天，一个看守他的造反组织成员趁没人的时候告诉他：“×书记，你快走吧！再不走，明天人家就要往死地弄你！”这下伯伯才下决心逃走。

伯伯在参加工作后，父母妻儿都随他在就职的县里。他跑出来后，首先跑到了老家，找到我的爷爷、奶奶，也就是他的叔叔、婶婶。他在老家还有一座院子，因为一家人都走了，常年没人住，爷爷、奶奶就把他安置在那座院子了。

那段时期我也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所以对那段生活有记忆。伯伯被安置在自家的院子里后，为防止走露消息，大门是成天紧锁的，伯伯从不出来。饭由我奶奶做好后，由我们这些小孩送去。爷爷、奶奶再三叮嘱，送饭的时候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喊伯伯的称呼，开门闭门都要轻手轻脚，甚至进大门的时候还要左右看看有没有人等等。

记得电影《小兵战嘎》里的嘎子给罗叔叔送饭就是那个情景。不过罗叔叔在嘎子家对村里人来说是个公开的秘密，而我们做的是连邻居也不想让知道。

伯伯就是这样在自己的老家的老房子里住了半个月左右。他越来越觉得心神不安，有一天，他对我奶奶说：“婶子，我觉得我在这里住不下去了，预感要出事，得换个地方。”奶奶也很紧张，不敢挽留，就提议他去省城我三叔那里去躲一躲。伯伯听从了建议，急匆匆地走了。

伯伯走了不到半个小时，家里就来了一伙人，这些人来到我家，打听我伯伯回没回村，我奶奶说没有。他们又说：“听说他在老家还有一座房子，我们想看看。”奶奶就领他们去了原来伯伯住的地方。这伙人把房里房外搜了个遍，确认没有要找的人后才走开。

伯伯来到在省城工作的三叔的单位。那时三叔还没成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还是把我伯伯安置了下来。伯伯在三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又感觉不对劲了。从窗户里偷偷往外观看，发现单身楼外总有些人在晃荡。伯伯有仔细辨认，终于发现一两个在批斗过程中认识的人。于是确认那伙人已经摸到这里的，赶紧又想办法转移了。

伯伯从三叔那里出来后，感觉本家亲人那里都被注意了，已经无法再存身。走投无路的他之后到北京找他认识的同事。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毕竟不是长久存身之地，只好又冒险回到老家。

回老家后，自己的老房子肯定不能再住了。住到那里去呢？他想起妻子的一个姐妹，嫁到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去了，于是他就去投奔哪个妻子的姐妹家里去了。在那里，他才安心地呆了较长时间，直到文革前期的武斗结束，革命委员会成立，通知他回去，才结束了这段流亡生活。

又多少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天下，天下却没了他的容身之地。这样的悲剧实在太多了，我伯伯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

文革结束，我伯伯也到了退休年龄，晚年住在地区干休所里，生活还算幸福，十几年前去世。生前对儿女没有太好的安置，几个儿女全是工人阶级，大的都已退休了，小的还有因为企业倒闭，没了工作。改革前的干部，大多是这样的结局。

晚年的伯伯喜欢回忆，他把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小册子，要他儿子印成铅字，他儿子并不看重这个，胡乱复印了几份，塞给几家亲戚了事。我作为侄子，虽视之甚重，却知之甚少，谨以此文纪念我那忠厚老实又仁义的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