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终于全面升级了。

一开始；造反派占据县城东北的一所中学，红卫兵则以县城的招待所为据点。双方除了相互打斗外，还各设关卡，盘查行人。

有一回，我们村的贫协主席进城拾粪，被红卫兵当成探子抓起来了。大概红卫兵们也是电影看多了，以为探子就应当是那个样子。

红卫兵将他带到据点，黑布蒙眼，摆出大刀让他摸。

“这是什么东西？”

“大刀”

“能干什么？”

“……能杀人。”

“能杀了你吗？”

“……”

贫协主席被吓了半死，红卫兵也没发现他是对放探子的证据，就把他放了。

得到释放的贫协主席如获重生，背起自己的粪筐就往回跑。红卫兵叫住他，往他粪筐里仍了几个白馒头，算是对他的安慰、补偿。

后来，造反派在城里站不住脚了，退守县东北的山区。红卫兵则每天到山里“进剿”，如同当年日本人扫荡游击队。

我们村就在公路旁，每天可以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景象：卡车的两个车门踏板上各站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一手抓着车门，一手端着手枪。驾驶室上面架一挺机关枪。两边两排步枪，一律作是预备射击的姿态。几辆甚至十几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或疾驰或徐进，浩浩荡荡地开过。路上的行人低头、靠边，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我的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女同学，在公路上行走时，被武斗车脱轴甩出的轮胎给碾死了。

邻居一个老太太，在自家房顶上凉晒谷子，被流弹打死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学校上课，学校崖顶和崖下打成一片，枪声如同过年放鞭炮。学校成了交火两方的中间地带。老师吓得够呛，趁交火停止间隙，让我们放学回家了。我跑回自家的院里，以为终获安全，于是大呼小叫地想告诉别人刚才的险情，却看到别人都缄默不语。我扫兴地踏进家门，眼前的景象吓我一跳，家里的大小枪支放了一堆，刚才在学校顶部开火的那些武斗队正在我家喝水呢！

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子弹不时噼啪作响，父母要求我们小孩睡觉的时候避开窗口，免得为流弹所伤。有一天半夜，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惊醒了全村人。第二天，人们发现村东头的公路桥被炸了，原来造反派为了阻止红卫兵进剿，使用了破坏交通这一招。

春节来临，稍有了一点喜庆气氛，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了：除夕这天，红卫兵趁造反派不备，进山突袭，把一个造反派的武斗队包围在一座院子里。造反派抵抗不过，缴械投降。红卫兵在大门口列队两行，造反派出来一个挑死一个，居然把二三十人全用刺刀挑死了！当年日本人对八路也没有如此残忍。

二叔是本县某公社的领导，现在呆在家里一门心思学木匠手艺，不时给家里捣鼓出的新玩意，什么马扎、靠椅之类的。他可不是想步大明皇帝熹宗朱由校的后尘，武斗开始后，机关里实在没法呆了，只好回家赋闲。

我跟父母住在相对封闭的里院。有一天半夜，突然奶奶急促的敲窗户的声音把全家惊醒。奶奶用低沉而急促的声音告诉我爸：外面来了几个带枪的，进了我二叔家的门，怕他们对二叔有个好歹，要我们有所准备。

全家人在半夜行动起来了。一方面严密观察二叔家的动静，暂不惊动他们。一方面又招呼邻居、本家等人，早做准备。不一会儿，竟然组织起一支七八人的武装力量，武器是大队民兵用的枪。大家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一旦这伙人要劫持我二叔，就用武力对抗！

做好准备后，我奶奶才踏进我二叔家，有点见机而动的意思。

二叔家的情况完全出乎意料：二婶还钻在被窝里，二叔坐在炕上，跟来人和和气气的谈什么。大概情况是：这些人是我二叔工作所在公社的人，他们此来一是汇报公社的形势，二是支持我二叔出来工作，希望我二叔跟他们回去。他们怕被对立派别的人打了，所以才半夜来请我二叔。我二叔不想出马。他们也不强人所难，就走了。

这伙人刚走出院子，立刻遭到守候在我家周围的人的阻挡。我一个邻居叔的大声喝问：

“站住！什么人？”

这伙人非常紧张，家里人赶紧出面解释，在确信他们没有对我二叔怎么样的情况下，才放他们走了。

古代的农村，大多聚族而居，相互守卫。不想这一古老的制度，在那个无政府的年代里居然复活，还被我亲见，可喜乎？可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