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分这么几个阶段，先是批判一些东西，什么“邓拓、吴含、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等等，大概都是文艺界的事。接下来就是红卫兵串连，成立组织。再接下来就是大字报、批斗、揪出、夺权。再下来就是各保一个头头，相互武斗了。

我今天要说的是在大纸报、批斗阶段的事。我的一个奶奶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吓死的。可能有人奇怪：吓死奶奶就是了，干吗还“一个”？不错，那个我们那个家族大，光身边成天叫的奶奶就五个，还有两个老奶奶。吓死的不是我的亲奶奶，是本家奶奶。

文革进行到这个地步，村里老人聚在一起，成天谈论，今天那里又开批斗会了，谁、谁又被揪出来了。谈论这些的时候，我的一个奶奶就沉不住气了。原来，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还都当些官什么的。她自然担心儿子的处境了。

两个儿子也知道老人在担心，所以隔几天就给她来信。老人不识字，来信后自然是族里的人给她念啦。她听着这些儿子们的来信，就感觉出问题来了。她说：二小怎么不讲话呀？怎么光是他媳妇的口气呀？原来信虽然是以儿子的名义，但她听出二儿子来信中说话的口气不是他儿子的，是他二儿媳的。其实，她的二儿子已经被人关起来了。儿子怕老娘担心，总是让媳妇给母亲写信报平安，可媳妇的口气还是让母亲听出来了。大家都劝慰他，儿子没事，可老人怎么都不信。

这天，老人又听到城里开批斗会，就自个进城去了。

这天城里果然很热闹，在一个闹市区的场子里，围集了很夺的人，喊着口号。这个走路都晃悠小脚老太太硬是钻的了人群的最前面。她看到前面站着一排人，头上戴着纸帽子，脖子上挂着木牌子，在那里接受批判呢！其中一个人她认识，就是县委里的副书记，叫高步陡。这个县委副书记经常来我们村下乡，因为那是干部下乡是吃派饭的，就是由村干部安排，在村里的农户家庭轮流吃饭。因为有些农户家庭实在太穷，而且主要是不讲卫生，有些干部实在难于吃下去，所以，村干部安排吃饭的时候，往往在家庭条件比较好，条件比较卫生的家庭就多安排几次。由此这为高书记也认识我们家的许多人。

话说这位高书记正在低头垂手站在那里接受红卫兵们的批斗，忽然感到有人在拽他的衣服。他睁眼仔细一大量，吓了一大跳：原来是我的那位奶奶。我那位奶奶，扯着他的衣服问：“高书记，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高书记也顾不得身边凶神恶煞搬的红卫兵了，赶紧对我奶奶说：“大妈，你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啦？这里太危险，赶紧回去吧！”奶奶还问：“是不是干部都成这样了？”高书记也解释不清，总是劝她赶紧离开。

我这位奶奶的精神一下受到刺激。在往回走的半路上就栽在公路边的水渠里。一位邻村的农民骑自行车回家，发现了她，就把她扶起来。问清了家在那里，就把她送回家了。

从此这位奶奶就躺在炕上，一病不起。神智时而情形，时而糊涂，总是不断念道他的两个儿子。先是嫁在附近村的女儿伺候她，后来大儿子一家回来了。等到秋去冬来的时候。她的病终于不行了。就在她快要临终，邻居都在猜测小儿子能不能回来的时候，小儿子终于赶回来了。原来小儿子被关起来已经很长时间了。知道他妈病危的消息，他再也忍不住了。伺机摆脱了造反派的监控，逃了回来。

再见到小儿子后，奶奶的病似乎有所好转，邻居们都猜测：说不定奶奶的病会好起来呢？结果没过几天，奶奶却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