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坐落在同蒲铁路旁，村里人到地里干活非得跨过铁路。

有一阵子，铁路路基上出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时不时有一队年轻人走过。少的四五人，多的十几人，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打着红旗，背着行军包，一律是向北上的方向，走得雄纠纠、气昂昂的，别提多牛气了。多的时候每隔十几分钟就能看到一队，少的时候，每天也可以看到四五队。后来才知道这些人是去北京的。有出现了一个词：“串连”。

每过多长时间，听说我们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行动了。据说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另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印了袖章，广为散发。尽管我也有当年的阿Q希望参加到革命党一样的心情，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吧，我这个小屁孩竟未获邀请。

红卫兵们很快就有了类似当年假洋鬼子所干的砸牌位之类的革命行动。不过他们的行动到底比当年的假洋鬼子要彻底得多：有一派的红卫兵把村里唯一的一家富农成分的农民抓起来游斗了一番。所谓“游斗”就是敲着铜锣在村里转了一圈。另一派红卫兵也不甘落后，把先前安置在村里改造的一位天主教“主教”也用同样的办法游斗了一回。据说两派红卫兵组织还发生了一两次“辩论”，但到最后也没了下文。对这次革命的主要对象：当权派竟然没有丝毫触动！

在运动之初，村里的人还是人心思变的。所以我在很多场合听到大人们在叹息：我们村的文革搞不出名堂来！其实，我们村的文革运动没有发展到“夺权”阶段，主要原因在村里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身上。

这个党支部书记有三个特点：

1、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可以说是村里最穷的。这样的人你说他要走资本主义的确有点滑稽。

2、尽管他担任了几年支部书记了，他现在的家庭依然是村里最穷的。通常人家里的面板（做面食用，北方人家庭必备品）都是由三块木板拼合成了。而他家的面板只剩下两块半。这少的半块始终没能补起来。也就是说他的清廉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

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人尽管是村里的“一把手”，但他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权威。任何一个成年人包括家庭妇女都可以当面骂他“窝囊废”。这样的人，你实在想不出怎么才算把他“打倒”。况且此人已经连续多年嚷嚷不干了，要撂挑子，让公社换人，“夺权”也更没意思了。

由于以上原因，在外面搞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我们村竟陷进了泥潭，最后竟无果而终了。